【MyGoNews方暮晨/綜合報導】「再不走,我這輩子恐怕真要打光棍了!」今年31歲的何海軍在北京一家官方網站打拼了5年,經人介紹,他已相親不下10次,儘管才貌俱佳,但對方得知他是個無房戶後,最終都委婉地以「我們不合適」為由匆匆結束。
經歷多次打擊之後,何海軍決定離開北京,投奔山東一家民營企業:「至少,那裡生活壓力相對小,幸福指數要高。」由於中國一些大城市的「城市病」日益嚴重,何海軍們不得不逃離「北上廣」(北京、上海、廣州),到二三線城市尋求新發展。但有進入中小城市的人們發現,在這裡也出現了「大城市病」的跡象。人口膨脹、交通擁擠、住房困難、環境惡化、資源緊張等「癥狀」已經開始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,有的地方還現出加劇的趨勢。
「這裡的城市病越來越明顯了!」3年前迫於生活壓力,從上海回到家鄉甘肅省蘭州市的王盈盈滿腹不解:「蘭州怎麼堵車也越來越厲害,而且冬季空氣質量太差,今年入冬以來,已經有好幾天是嚴重污染了。」不僅如此,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,「堵車」這一「大城市病」正快速由中國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「傳染」。
「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於GDP增長速度。」在南京市一家藥業公司工作的李凱說:「南京上班時間早晨六點半就開始堵,一些重點路段200米的路開車要走20分鐘。『大城市病』在這裡傳染得很快。」剛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趙欣怡很不習慣烏魯木齊沒有自行車道:「自行車道已經全部被機動車擠占了,這裡打的(叫計程車)又很難,每天上下班只能坐公交車(公共汽車),很無奈。」除了交通堵塞之外,已經背負著一線城市高房價的中國人還發現,一些二三線城市逐漸出現了「一線房價」。「借錢也要先買套房子!」剛剛從北京回到西安的王輝說,「這裡房價漲得這麼快,得早下手。」
「看病難」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樣存在。烏魯木齊市民王海英早晨5點起床後,便匆匆趕往新疆中醫院排隊掛專家號,而當地上班時間是上午10點。「我去的時候已經有十幾個人在排隊了。」王海英說,5年前,烏魯木齊不可能有這種情況,這幾年人口增長太快了。一些專家指出,近些年,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,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,使城市、特別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。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,實際上同時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中小城市。一些中小城市複製或被傳染了「大城市病」。對此,不少部門和專家已經示,要警惕二三線城市患「大城市病」。為了防止「大城市病」的重現,中國許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辦法,「新城區」、「老城區」、「城市西擴」、「市中心東移」等等,都是各地應對「大城市病」的努力與實踐。
一些城市在反思「大城市病」的同時,開始追求「幸福指數」、「健康城市」、「綠色城市」,以減少「大城市病」的深度傳染。許多中國政府官員已經意識到,當今中國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並不簡單取決於人均GDP或人均收入,還取決於當地的自然環境、居住條件、安全狀況以及市民的精神狀態等。在這一理念指引下,重慶市計劃用兩年半時間解決「10件民生大事」,以提升重慶人的「幸福指數」。吉林省長春市則將創建「健康城市」作為治療「大城市病」的一種選擇,力爭到2012年,使市民健康素質、環境健康水準、社會健康評價達到國內先進水平。而江蘇省江陰市、河南省平頂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則把「幸福指數」納入到了對當地官員的政績考核中。
杭州市自2008年5月推出城市免費公共自行車後,許多公共自行車的「壽命」大大縮短。但有專家認為,把公共自行車騎壞了,從某個角度講是好事,自行車的負荷越重,說明開車的人越少。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指出,自行車成為「免費午餐」,是治療城市病的一項有益探索。在中國東部, 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人把戶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「逆城市化」現象。專家分析,「逆城市化」有助於解決城市空間壓力等「大城市病」。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關於「十二五「的規劃建議提出,城市規劃和建設要注重以人為本、節地節能、生態環保、安全實用、突出特色,強化規劃約束力,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。
中國社會科學院《2010年城市藍皮書》預測,大約在「十二五」中期,中國城鎮人口與鄉村人口將首次持平。對傳統農業大國而言,這是極其深刻的變革。從這個意義說,有了和諧城市,有了宜居城市,才有國民幸福。而中國建築科學院原院長王有為則建議,各地在構建「綠色城市」中要走本土化之路,根據當地氣候、環境、資源、經濟和文化等實際情況,因地制宜利用當地資源建設「綠色城市」。